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作中，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来看待，拒绝用大众文化概念。对大众文化一般的理解是：从大众本身、从流行艺术的当前形式自觉地产生出来的文化问题，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阿多诺针对这种流行解释提出要用“文化工业”概念取代“大众文化”概念。他尖锐地指出：“大众文化”不是为大众服务的文化，而是与大众化、通俗化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代大众文化已经变成一种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现代文化形态。这种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作为现代文化形态的传媒产业，有其经济利益需要，传媒内容必然地受这只无形的手的支配。在美国，“对大多数的所有者而言，他们的传媒组织只不过是他们所经营的工业或者商业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他们为自己的传媒组织确定财务目标，正如他们在自己经营的商业帝国的其他部分中所做的一样；他们还为该传媒组织聘请工作人员，以保证实现这些利润目标。如果他们选中的人员没能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利润指标，那么这些人员将被辞退。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组织可以达到预期的利润水平，这些传媒的所有者对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和立场是漠不关心的。”[58]换言之，在美国，传媒关心利润高于关心其他的一切。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利润呢？广告是主要的手段。传媒“必须把广告客户想影响的某一类的受众吸引过来，并且为广告信息创造出能引起受众共鸣的环境。”[59]
中国传媒业一直以来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强调既要实现好社会利益又要实现经济利益，其中，社会利益是最根本的。但是，传媒作为一种产业，其经济利益的基本诉求（即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市场地位并尽可能使赢利最大化）对传媒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也是决定性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新闻媒介进一步确立了其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近年来，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传媒经营，全国统一的传媒大市场初见雏形，传媒的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传媒的竞争最主要的就是内容的竞争。在这种大背景下，传媒的内容安排向有利于经济利益的方向倾斜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