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地跨亚洲和欧洲, 既接受了欧洲文化、文学的影响, 又因为蒙古人的两百多年统治以及地处亚洲而深受亚洲文化、文学的影响, 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学传统。总体来看, 俄罗斯文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突出的现实关注。俄罗斯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那就是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问题, 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反映并思考这一问题, 同时又与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内容、与对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 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当前的现实功利性上升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说, 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既具当前现实功利性又相当具有人类性的极其难得的文学, 它面向现实, 但又颇具超越性; 它关注彼岸, 但又把根子深深地扎入俄罗斯劳苦群众的土壤。这种突出的现实关注表现为对小人物的关注、强烈的民族**或爱国主义**、浓厚的政治色彩。
19世纪的俄国文学,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即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 到果戈理的《外套》打下坚实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全都来自《外套》”), 并贯穿整个俄罗斯文学。20世纪文学, 进一步关心下层人民的不幸。如左琴科的幽默讽刺小说, 以往都认为只是讽刺、揭露丑恶的一面, 其实它还包含着对小人物的深深同情。俄国文学有源远流长的揭露、讽刺小市民和市侩习气的传统。马克·斯洛宁指出, “在19世纪40年代, 亚历山大·赫尔岑曾给‘市侩阶层’下了这样的定义:‘少智缺德的小人。他们自命不凡, 愚昧无知, 残酷无情和俗不可耐。’从果戈理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 俄国作家们一直在揭露披着各种伪装的‘市侩阶层’”; 左琴科继承了这一传统, 其“讽刺作品专门描写无聊的人, 也就是俄国人常常称之为‘市侩’的那种卑鄙的、胸襟狭窄的中下层社会的市民。”李莉进而认为:“他的小说犹如灰色的日常生活的场记, 个个庸常故事都能烛幽索微, 小人物的愚昧无知、懒惰保守、阿谀奉承、庸俗无聊、虚荣自私等等世相, 也都被放大具显, 如在目前。”然而, 在揭露的同时, 往往也包含着作家的同情。左琴科在《青春复返》中说过:“没错。我写的是小市民。是的, 我们是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市民, 但我大体上塑造的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私有者和贪婪者这样那样的特点。我往往将这些特点集合起来, 放到一个人身上, 于是这个人物对我们就熟悉和似曾相识了。”这段话, 一方面说明了作家塑造形象的方法;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他指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的特点, 这是人性的弱点, 正因为如此, 作家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 并非单纯的揭露和讽刺, 而是要帮助人们认清自身的小市民习气, 从而摆脱束缚, 坚定对自身的信心。因此, 他的幽默讽刺小说才超越了以往文学中对小市民的简单讽刺和揭露, 在揭露和讽刺的同时多了一份怜悯、忧伤、宽容和同情, 从而昭显了作家的人性关怀,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讽刺而达到了真正的幽默境界。对此, 李莉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她指出, 一方面, 左琴科小说的佳胜处, 就在他通过切近而又能作用于人心的“无限深渊”——普通生活的日常形式和小人物庸常人生的当下追求, 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之网中, 直达人性的深处, 致力于传达人物内心的幽微奥秘, 于审丑的幽默小说中寄寓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认识, 对小人物的实际生存状态的真切感受; 另一方面, “左琴科的人物”与环境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 把那个时代社会基层的复杂关系和生态呈现出来, 从彰明人物两难的生活处境起始, 直达生存意义极限的人生体验。“于嘻笑诙谐之处, 包含绝大文章。”如是, 庸常故事包含了认识和认同两个方面, 认识的自然是这些小人物所代表的人性的悖谬, 认同的则是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本能。左琴科式的幽默对人性的可笑、可叹、可怜的洞悉, 以及建立在这种洞悉之上对同类的宽容和关怀, 使其幽默成为深刻而非尖刻。真正的幽默总是包含了宽容, 总是根植于对人性的透彻了解, 总是给予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关怀。20世纪50年代后, 随着反“个人崇拜”的兴起, 对普通人的关注和描写更成为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