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格里耶的理论，小说创作应当与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传统告别，这种告别并不是与写真实告别，恰巧相反，是要与传统小说写真实中的任何人为的因素告别，以达到更加纯粹、更加客观、更加真实的真实。他反对传统小说的一些基本概念，尤其是反对小说要有情节、人物描写和倾向性。认为“故事只是描写客观的现实，不追求任何寓意的价值。在颠倒混乱的时间和空间里，根本不可能表现思想或情节，剩下的只能是对物的繁琐描绘。”[2]格里耶认为描写人物的小说已经过时，当今的小说应该反映个人高于一切的时代。在这里，人物只是无关紧要的花名册，世界的命运与某些个人和家族的沉浮无关。除人之外，世界上还有与人毫不相干的东西，那就是人感觉到的东西。在格利耶的作品中人只是被感觉物的媒介，而不是小说的中心。他主张小说家的目光应该如纯客观的摄影机一样，坚定地落在对象物之上，描写物本身。所以在他（或者其他新小说作家）的小说里，对一个细节就能写上一章，一件小事也有十几页，把物的描写提到首要地位，这种写法已经见怪不怪了。在他看来，写作之前，作家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确切的主题或信息。如果以为作者有话要说，然后寻找说的方式，那是误解。作者最初的创作计划是不清晰的，后来才写成含糊不清的内容。另外，格里耶反对作品与政治、社会内容有关。
格里耶的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一直被认为是新小说派的理论宝库。新小说派的地位之所以能确立，格里耶功不可没。他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新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促成了这个集团（指“新小说派”）的形成和凝聚，而且推动了读者接受一种崭新的令人迷乱的美学观点”[3]。1956年发表的《未来小说的道路》、1958年发表的《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等论文，明确地阐述了新小说派的文艺观点，推动了新小说的创作。1970年至1971年，法国文学界两次召开国际性的文学讨论会，对“新小说”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总结。认为作为小说艺术的探索，格里耶的作品丰富了当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其彻底反传统的美学思想在西方文学史上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