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虽然从未写过任何关于文学创作的论著，在理论方面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系统的观点，但她的创作实践让人们对文学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例如，她打破了小说语言的界限，重视作品的诗意性和音乐性以及融小说风貌、戏剧情景、电影画面、音乐色彩于一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文学观以及创作产生了影响。这里先具体分析杜拉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自动互文性”。
独特的叙事结构。杜拉斯的大多数作品打破了传统叙事逻辑的单一视点，一般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事层面组成：叙事者叙述行为的层次——第一叙事层，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所叙述故事的层次——第二叙事层。有时在第二叙事层之下有可能有第三叙事层等等。各个叙事层之间的关系属于纯主题关系，即各个叙事层共同为主题服务，在内容上形成类同或对照等平行并列关系。因此有论者称杜拉斯的小说为“二分对立、双层复调”结构，但这种复调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陀氏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互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在他的作品里，……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不发生融合。”而杜拉斯的作品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个统一的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作为现代叙事文本的一种结构方式，纯主题关系中的类同关系在杜拉斯的小说中是以“层层镶嵌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情人》中就存在两个叙事层，第一叙事层是“我”的心理叙事层面，童年的困苦遭遇带来的“我”对家庭的爱和恨，大哥和母亲带给“我”的绝望，“小哥哥”带来的温情，“情人”形象的难以磨灭，都展示出“我”对岁月流逝、世事变迁的感受和体验。同时，这一切又凝聚成一股力量，时时激发起“我”写作的欲望，于是便有了第二叙述层：“我”以写作追求着“我”过去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琴声如诉》同样是在两个叙述层上展开的。第一叙事层面，即安娜和肖曼的恋情；第二叙事层则是安娜和肖曼通过对话和想象构建起来的虚拟的爱情故事。杜拉斯对这种双层或多层的叙事层面的巧妙组织和运用，使其小说呈现出独特性，其中大部分可以称作“关于创作小说的小说”。《情人》中的“我”持续“创作”着“我与情人”的故事。《琴声如诉》中安娜和肖曼通过对话不断“创作”着情杀案中的恋情。正是这样的结构安排，让小说产生了双重复调效果的同时，加深了作品的深度和内涵，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加深了他们的感受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