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雷阿蒙的作品《马尔多罗之歌》中的第一支歌发表于1868年。从时间上来讲，这正是法国浪漫主义方兴未艾，象征主义悄然兴起的时期。19世纪下半叶，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更希望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独辟蹊径。他们否定文艺的思想性，反对文艺的现实性和社会功用，渴望摆脱现实生活的桎梏，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提倡形式主义，否定文艺遗产，拒绝文艺传统，破坏艺术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法则，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3]出现了一批以标新立异、诡异怪诞的手法迎合读者的好奇心，或求助于古籍中记载的或与印象派画家的幻觉一致的超自然现象作为诗歌题材以刺激读者的感官的诗人。但这些作品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莫雷亚斯于1886年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象征派宣言，但事实上已经有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等象征主义的先锋创作了大量的象征主义作品。因此，韦勒克认为，较为宽广意义上的象征主义可以看成是从奈瓦尔和波德莱尔到克洛代尔和瓦莱里的一场法国文学运动。其实笔者以为，通过作品发表年代，来给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定性的方法，应该回避。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一个发端于爱伦·坡，始于奈瓦尔和波德莱尔，以法国象征派为中心，辐射影响到欧美，波及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国际性文学运动的一个分子。正如洛特雷阿蒙在1869年10月写给《恶之花》的出版商马拉西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像密茨凯维奇、拜伦、弥尔顿、苏特、缪塞、波德莱尔那样歌颂恶。”
面对灵魂最隐秘的运动，面对反复无常的悲伤，面对神经官能症的有幻觉的忧郁，洛特雷阿蒙选择了叛逆、反抗，在颇具象征主义现代派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一切传统的叛逆。他的“反文学性”正如莫里亚克在出版于1958年的重要文学理论《当代反文学》中所讲的那样，“反文学，也就是从平板拘谨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文学，它被这种传统赋予了一种贬义，它是永远也无人可以达到的极端，是自人类有了写作活动以来所有诚实的人奔赴的一种方向”。在艺术手法上，“反文学与传统的写作风格彻底决裂，通过暗示、象征、对比、隐喻、烘托、意象、意识流等手法，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奥秘，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在结构上，反文学通过变化突兀或多层次的结构，让时空变得错乱不堪。”[4]的确，洛特雷阿蒙正是这样致力于描写罪恶、疯狂、狂妄而且充满怪诞甚至凶残的行为。他运用辛辣嘲讽的文字，以黑色小说的手法，将一切都夸张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在夸张而狂热的描述中充满吸血鬼、死亡、坟墓、残杀、同性恋、变异、畸形、人格分裂等，表现了一种病态的、反常的审美情趣。通读全诗，可以看出这是一篇造反宣言，正如诗人在诗中所写：“我的诗歌就是要千方百计攻击人这只畜生以及本不该孕育这种寄生虫的造物主。”诗中充满了对人和上帝的强烈憎恨、辛辣讽刺和无情咒骂，文字大胆，百无禁忌。《马尔多罗之歌》堪称“反文学”作品的典范，因而被超现实主义者视若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