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所处的时代正是文学流派纷争的时代，他踩着浪漫主义的夕阳，迎着帕纳斯派的曙光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他的诗歌不但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营养，吸纳了帕纳斯派的有用成分，更开创了现代诗歌的先河。“波德莱尔继承浪漫派的传统，给予诗歌以最崇高的地位，但他与浪漫派诗人不同，不是把诗歌看作纯‘心灵’的产物，而认为诗歌与现实有关，诗歌与外部世界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37]排除诗歌的纯主观性，揭示了他与浪漫派诗人的不同，寻求诗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成为他认可帕纳斯派诗人的地方，后者特别强调诗歌的客观性，要求对外在世界精心描绘，以此来代替对内心世界的展示。这种客观性有时是对诗歌形式的雕琢，有时是对历史存在的揭示，有时是对现实状态，包括自然界的展示。他在浪漫派诗人那里继承了消极、忧郁的情感表述，在帕纳斯派诗人中继承了诗歌客观性的观点，更在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中寻求到了哀婉凄凉、郁郁寡欢的诗歌境界。爱伦·坡对诗歌异端的批评在波德莱尔那里得到了响应。对虚伪的批评和对诗歌的教化功能的批评都使波德莱尔深受影响。
爱伦·坡认为诗歌的最大敌人就是虚伪，其次便是诗歌的教化功能。他认为诗歌应该摒弃虚伪和教化，“我们这样想：单纯为诗而写诗、以及承认这是我们的意图，就会是承认我们自己极端缺乏真正的诗所具有的尊严和力量。——然而简单的事实却是这样，只要让我们内省自己的灵魂，我们立即就会在那里发现，天下没有比这样的一首诗——这一首诗本身——更加是彻底尊贵的、极端高尚的作品，这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这一首诗完全是为诗而写的。”[38]这样的论断与波德莱尔的观点又是何其相似：“诗歌，并不完全是为了探寻自我，责问灵魂，唤醒美好的记忆，它除了自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也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只有为了乐趣而写诗，写作的诗歌才会那么伟大、那么崇高，才无愧于诗歌，才称得上诗歌。”[39]同时，爱伦·坡对诗歌形式美、暗示性和音乐性的强调以及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怪诞和梦幻色彩都极大地影响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波德莱尔不但这样实践着爱伦·坡的诗歌理论，而且他还坚持17年去翻译爱伦·坡的作品，狂热地享受着也许与自己生命体验接近的坡的作品，也在这种体验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诗歌。瓦莱里曾经这样论述：“爱伦·坡对于诗的观念是表现在几篇论文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又是最少论及英国诗的技术的一篇）题名为《诗的原理》，波德莱尔是多么深切地为这篇文章所感动，他从而接受到一种强烈的印象，竟至把它的内容，而且不仅内容，就连形式本身也在内，也都当成他自己的东西……他把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差不多没有改头换面并颠倒字句，引用到他的《奇异的故事》的译本的序文中去”[40]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波德莱尔和爱伦·坡之间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瓦莱里在同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论述了两位诗人彼此的接受与影响：“波特莱尔，爱德加·坡交换着价值。他们每个人把自己所有的给予另一个人；每个人接受自己所没有的。后者把整个新颖而深刻的思想体系交给前者。他启发他，使他丰饶，在种种题材上决定他的意见：结构的哲学，技巧的理论，对于现代的理解和斥责，例外性和某种奇异性的重要，贵族的态度，神秘性，对于优美和准确的嗜尚，甚至政治，整个波特莱尔都受到浸染，兴感，深造。波特莱尔却把一种无限的广袤给予坡的思想。他将它提供给未来。这种在马拉美的名句中把诗人变作他自身的广袤，便是波特莱尔的行为，翻译，序文——这些都为可怜的坡的英灵打开那广袤并为他确保着。”[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