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延续研究诗歌线性轨迹（阅读的含义）的方法，而是剖析诗歌的网状图形，以便能让诗歌的竖向应和（对应性、对照），这些应和使诗歌如音阶：结尾因此就可以回应开头，或者某一行诗预示另外一行诗，等等。因此，这些诗句绝对不能仅仅揭示其修辞效果，不能仅仅揭示读者所感受到的印象，而是要渐渐揭示诗歌真谛。
因此，神秘好像无法穿越。米歇尔·里法特尔说得非常对，他指出了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与他们的大胆结论之间的差异。他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指出无法抵御对诗歌诠释的冲动。我不敢确定是否理解，但是我相信在几乎世俗的分析方法和哲学的焰火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里法特尔之所以没有遭受借助词义分析的指责，没有掉进诠释的陷阱，是因为他一下子站在了词汇的高度：他认为，词义终究由词汇决定，应该把它们放置在词语、修辞和诗学背景中研究。其研究比雄心勃勃的结构主义研究更接近传统的风格研究，所以更具有说服力。”
“这种身后之大为人爱宠，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这种达到最高点的光荣，应该不仅仅依系于一些例外的状况。这些例外状况之一，便是那和诗的效能结合在一起的批判的智力。波特莱尔在这罕见的结合中得到一个主要的发现。他是生来富于感官而明确的；他是富于敏感的，而这敏感的要求便领导他去作形式的最精妙的探讨；但是如果他并没有由于心灵的好奇，无愧于在爱德加·坡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机会，那么这些天赋无疑只会使他成为戈谛艾的一个敌手，或是巴拿斯派的一个高手艺术家而已。明锐的魔鬼，分析的精灵，论理与想象，神秘性与筹算的最新鲜最迷人的配合的发明者，深钻并利用艺术的一切方法的文学技师，他觉得这都在爱德加·坡身上显现出来，而使他惊异。这些许多独特的见解和异常的预期都使他迷醉。他的才能因而变形了，他的定命因而灿然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