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1：由于法治是一种理想，所以法治是好（重要）的；
主张2：实质法治主张法治即善法之治；
主张3：依据主张1和2，得出“善法之治是好的”；
结论：一旦去掉主张3中的同类项，法治并不必然是好的。[38]
显然，这个结论与主张1矛盾，而主张1又是所有法治讨论的前提，因此要想维持主张1的有效性，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主张2，即放弃实质法治的观念。
其二，从功能上看，一旦将民主、平等、人权等实质价值加入法治的概念中，那么就在法治与这些价值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法治由此就被视为服务于这些价值的工具；反过来讲，如果法治无法实现这些价值，那么也就不存在真正的法治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捍卫法治的重要性：如果它所服务的价值越重要，那么法治也就变得越重要；同理，如果法治被用以服务于错误的价值，那么法治也就丧失了所有的优点，这正是形式法治理论不负责任的地方。然而，问题也在于此，如果法治就是这样一种服务于特定价值的工具，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实现这些价值，那么法治的重要性就会大为降低，甚至消失不见。[39]或者说，如果法治用以服务于那些特定的实质目标，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法治？为什么不能直面那些实质目标？就像自行车曾经是服务于“交通”的工具，但是在今天汽车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骑自行车基本上应转化为某种运动方式，它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交通”。实质法治论者当然可以进一步补强说：法治不仅仅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工具之一，它是唯一的工具，于是法治的重要性重新得到证明。但这样的说法显然过于任意，毕竟通过法治来实现这些目标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做法，它起码在效率上是低于直接追求这些目标的直接做法的。因此，实质法治论者无法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某种情形之下（例如严重的人权危机），为了更加直接地实现这些目标（保护人权），以至于放弃法治或许成为最佳的选择。或者另外一个例子：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需要，官方可能采取不合法的数据或者DNA收集方式是更加有效的手段，但是它的确违反法治。[40]当然，形式法治并不否认法治可能是服务于这些价值的工具，只是这种服务关系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有它更好，没它法治本身也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