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和挑战，中国由长期的闭关自守而被迫打开国门，在“以夷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近代翻译运动由此兴起。起初的翻译，集中在自然科学著作，然后是社会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文学翻译逐渐增多。1871年，王韬和张芝轩合译了《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译诗。1872年发表的署名“蠡勺居士”译自英文的《昕夕闲谈》是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随后十几年间，小说、诗歌等翻译作品时有出现，但数量不多，译品大多不标明原作者，译者不用真名，译作多为节译，大都刊载于报刊，独立印行的翻译文学仅有寥寥数种。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仅仅引进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输入新的思想学术，以求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更新。自此，思想界和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大力译介西学的新阶段。翻译家们开始认识到了文学和文学翻译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学翻译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从而获得了独立性。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登出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文，阐述了小说及小说翻译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次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
最早被译介过来的是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类型的小说，原从英国传入日本，中国翻译的政治小说也大多是日本的政治小说。其中梁启超翻译的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非常有影响。此后被翻译过来的影响较大的政治小说有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广陵佐佐木龙的《政海波澜》等。这些小说对培育读者的近代政治观念，增强民族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