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翻译文学日益繁荣，翻译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我们以前之所以翻译别国作品——
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它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特小说之可译者可读者，就因为它像《史》《汉》的缘故；正如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去学别人。只顾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们想要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特的文学来。……[5]
周作人的讲话，表明了文学界、翻译文学界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由使外国文学“像我”，转变到“真心的先去模仿”，即“我像外国文学”。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翻译文学的根本转变正在于此。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翻译文学开始真正以文学为本位。翻译家们大都是立志献身文学事业的人，翻译文学的展开由此前各个翻译家分散的个人行为，转换为以文学团体、思潮、流派为中心的集体行为。几个文学社团各自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翻译，使中国的翻译文学出现了兴盛局面。
其中，《新青年》杂志捷足先登，从第一卷开始，先后译介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易卜生等作家作品，成为当时译介外国文学的核心杂志之一，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新青年》虽不是纯文学杂志，但其文学色彩相当浓厚，而且十分重视翻译，译文占总字数的约四分之一；而在翻译作品中，文学作品的分量又占了一半以上。在第四卷里，翻译文学更是达总量的90%左右。《新青年》特别注重翻译欧洲现实主义尤其是俄苏文学、弱小民族文学，还特别注意翻译那些与时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作品，如第四卷刊登了“易卜生专号”，在全国形成易卜生戏剧热，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