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学翻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谋求新的发展。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的全国性翻译理论专刊，其宗旨是“加强翻译工作者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1953年7月，《译文》杂志（1959年1月后改刊为《世界文学》）问世，介绍世界各国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在翻译文学的组织机构方面，1949年11月13日在董秋斯的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翻译工作者组织。1951年11月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草案》。1954年8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会议把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作为中心议题，拟定出一个世界文学名著选题目录，制定了必要的审校制度，从而使我国的翻译工作真正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轨道。此前的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个人的行为，选材也是译者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的。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文学翻译中的无序竞争以及选题上的重复、抢译、滥译等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文学翻译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一环来抓，加强了对文学翻译的统一领导、规划和管理。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对出版机构做出进一步的整顿和改造，由人民文学（含作家）和上海新文艺（后改为上海文艺）两大国营出版社，以及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译文》杂志负责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同时，专门的文学翻译队伍在此后迅速形成，专门或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翻译家越来越多。1930年代之前，几乎都是小说家和诗人兼作翻译家，193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朱生豪那样的将全部精力投注于文学翻译事业的人。到了1950年代后，专门的翻译家逐渐成为翻译的中坚力量，在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翻译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翻译家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前，甚至1920至1930年代前后就掌握了某种外文，出版过译作，积累了一定的翻译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政府对翻译事业的有序管理和积极提倡，都为他们提供了发挥特长的环境和条件。他们都有对口的工作和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有关重要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杂志社及出版管理部门的编辑和管理人员，知名的如冯亦代、萧乾、胡仲持、黄雨石、孙用、王以铸、汝龙、满涛、蒋路、金人、郝运、孙绳武、卢永福、水建馥、李俍民、刘辽逸、张友松、高长荣、文洁若、冯南江、王科一、孙家晋（吴岩）、方平、辛未艾（鲍文棣）、成钰亭、汤永宽、丰一吟、吴钧陶、王仲年、侯浚吉等。这些人在译作的出版上有“近水楼台”之便，出版译作数量较多。还有一部分是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知名的如查良铮（穆旦）、冯至、李健吾、季羡林、金克木、卞之琳、罗大冈、罗念生、张谷若、赵萝蕤、王佐良、杨周翰、陈占元、杨岂深、朱维之、江枫、桂裕芳等，多是学者型翻译家。翻译家的这种布局至今仍然大体如此。像钱春绮那样的自由职业者身份的大翻译家，是极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