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在晚明清初诸大思想家的研究方面，有关方以智的研究相对而言是极不充分的。其中原因有很多，在笔者看来，主要由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氏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相对滞后，很多重要文献目前仍以手抄本的形式沉睡于博物馆，研究者很难寻到第一手材料；二是方以智斑驳陆离、支离连犿的语言风格及其卮之、寓之、不住一法的思维方式，让学人望而却步。有此二虎挡路，方以智的思想长期处于沉寂状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刘元青博士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期间，跟随我学习明清哲学。一开始，我要求他研究方以智，他很不乐意，原因就在于方氏著作过于艰深，不易把握。他的硕士论文题目由我确定，研究方以智《东西均》一著中的“三教”归儒的思想倾向。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要求他继续深化方以智思想的研究，他犹豫再三。经过几次商讨，他最终勉强同意。即使这样，他中途还曾经想改做戴震思想研究，我没有同意。我个人对方以智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确信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在博士生收入极其微薄的三年时间内，刘元青选了一个极其困难的研究题目，吃了不少的苦头。当时，他夫人没有工作，小孩也在身边，其中艰辛，只有他自己及其家人知道，他人无法体会。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其博士论文最终获得优秀成绩。工作之后，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继续拓展研究，其成果获得全国社科规划办统一立项出版。这是他近十年来潜心研究方以智思想的成果，相信此著的问世，对于当前汉语世界里的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面向。
概略言之，该著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其一，作者从心性论的角度与“当谓”的解释层面研究方以智的思想，这是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相较而言，以往研究成果多将方以智的科学思想、辩证法、唯物论、方氏易学等作为研究视角。这些研究成果要么过于西化与现代化（如科学思想、辩证法），要么过于狭隘化（如方氏易学）。方以智的思想虽然表现出融合三教、兼法西学的“折衷”特色，但从根本处说，还是深受宋明以降心性论传统的影响。心性论虽然不能视为首选的优势视角，但却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打开了方以智思想探究的新面向。本书按照道体→心性→情→工夫→境界的逻辑次第展开对其心性论的探讨，以前被学界忽视的领域，如方以智的天道观、“公心”、“公性”，以及相关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皆首次进入了方氏思想研究视域。与此同时，方氏著作中许多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闪光思想，如“道寓于艺”的新道器观，“睡食色财名，有情之五因”对“情”的新认识，“无故不去琴瑟”的境界论及对阳明后学“狂邪”态的批驳等也随之被发掘出来。由此，方以智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重要学术地位与独特价值，亦在此显现出来。再者，作者通过对方以智“心即是天，天休歇耶？自强不歇，於穆不已”、“以上贯下，即无上下”等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牟宗三以刘蕺山能够“紧扣於穆不已之天命实体以言太极真体与性体”为标准，而认其“诚不愧为一殿军”的说法，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又如，作者通过对方以智“全树全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研究，揭示出诸如培根、护干、除虫、收实等利用、厚生之实事（当然也包括“质测”之学）与仁（价值）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凡此等等，都是从心性论角度发掘出方氏思想中的新认识、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