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等，明万历辛亥年（1611）生于安徽桐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处优于人的治学环境中，他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识。方以智自述云：“年十五，十三经略能背讽；班史之书，略能粗举，长益博览百家。”[1]加上他生性好游、交友，又因心系时政而直谏不讳，故“弱冠负盛名”[2]，“名噪海内”[3]，何如宠谓其“深悉一时之故，诚不下汉室贾生也”[4]。方以智年三十中进士，然明王朝不久覆亡，他遂走南都，又因阮大铖之诬而亡命岭南。后桂王即位肇庆，拜为詹事府左中允，因权璫乱政，辞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庆、广州又变，密之扶病入夫夷山，变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可谓“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5]。清顺治八年（1651），方以智被清兵搜获，许其在梧州的云盖寺出家为僧。次年，随施闰章返桐城，为逃避清廷征用，遂受戒于南京高座寺。清康熙四年（1665），入主青原。清康熙十年（1671）罹遭“粤案”，在南解途中，舟行万安惶恐滩时“完名全节以终”[6]。
方以智一生留下《物理小识》、《通雅》、《博依集》、《浮山文集》、《易余》、《东西均》、《一贯问答》、《药地炮庄》等著作，所论遍及诗文、音韵、天文、地理、医药、经学、哲学等方面。方以智的思想极富创造性与开放性（即他所说的“容遁”）。他处于国破家亡、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下，以一种医者治病的心态将古今中外的学问当作药材，集于一炉而烹煮之，正如他所说：“我以十二折半为炉，七十二为鞴，三百六十五为课簿，环万八百为公案，金刚智为昆吾斧，劈众均以为薪，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逢场烹饪，煮材适用，应供而化出，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7]他以“东西互济，反因对治”的博大情怀广纳兼取，藉以救治由思想偏颇所引发的各种病痛。针对“各食其教而门庭重”的时下学风，他指出，明经正业，理当“合诸家之异同而使参详也，执一乎，水济水耳”[8]。除此之外，方以智兼有“好究物理”与思辨于一身。《物理小识》与各类医药等著就是其“穷理极物”、“溺于雕虫”的智慧结晶。至中晚年，方以智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他以心性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一在二中”的体用关系说，充分阐发了传统儒家关于天道（包括仁心）与器（气）的圆融关系。在道器圆融一体的语境中，“道”与“艺”、“质测”与“通几”、义与利等，皆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关联。严格说来，“道寓于艺”、“质测即藏通几”才是程伊川“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意境的合理推阐；反之，贬抑经验知识（实学）并不合儒家体用圆融、立体致用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