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文集前编》与《浮山文集后编》等著较详实地记录了方以智从一个“名噪海内”[1]的“狂生”到“且行异类”的行迹。崇祯十三年（1640）春，方以智中二甲进士。同年秋，其父方孔炤因兵败下狱，方以智“上书为父解难，义悬于中，感动金石”[2]。次年，崇祯帝感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而释其父。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方以智召对德政殿，痛陈救危方略；次月，北京城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方以智“既已哭东华，被贼执”[3]，终于“万死”中脱身。此后，他“阴结山东、河北之忠义”[4]，密谋举事。可是，其“赤心苦节，明如日月，而坐为仇陷”[5]，被阮大铖辈诬为“赎徒”，遭到南明朝廷的追捕。在冤案阴影的笼罩与压迫下，他不得不一表其间缘由。收集在《岭外稿》（上中下）的很多文稿都在向朋友倒苦水、诉乡井仇隙之“横诬”。他在《寄张尔公书》中说：“智万死不屈于北都，北来之人无不人人知者，当时米吉士、韩雨公、汪子白诸人所亲见。决我妻子南奔，告诸督镇以贼状，五月至南都，九月阮大铖用事，而节妇詈为**妇矣，冤哉！冤哉！嗟乎！同郡之仇，君所夙恨，先祖家父历朝居乡，与薰获素矣。戊寅岁，吴下同社顾子方、吴次尾辈以其为逆党之魁宿而揭之。彼以为出自我，齰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尽杀天下善人名士，何独于智而止于赎徒。”[6]南都既陷，方以智再遭清军追索，奉其父命南逃而就“隐地”。下面一段话详细地记录他扶病南逃之经历，他说：
先是老父知大乱方起，命余出相隐地，而南都遂变，游子就友于粤，而延汀又变，永历改元，权珰乱政，智辞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庆、广州又变，翠化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刘承胤自全阳劫驾如武冈，智遂苦辞阁衔，弃家孤隐，变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冈又变，氇裘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尝一日立班行，……国统三绝，行在五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