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虽然是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治国，但儒学却一直在发展之中。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治国思想，国家官吏的选拔基本也以儒学为标准，这些都使得儒学逐渐普及全国，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东汉时期，在朝廷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推动之下，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建立之初，君臣中许多都有儒学背景。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在王莽时期就到长安学习过《尚书》，但不过粗通其义。邓禹13岁就能诵读《诗经》，冯异通晓《左氏春秋》，马援也曾学过《诗经》（齐诗），贾复学《尚书》，朱祐喜好儒学。这些人都位列“云台二十八将”。因此，在东汉朝廷的上层，儒学是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提倡儒学也必然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刘秀本人更是崇信儒学。自西汉晚年以来，谶纬之说逐渐融入儒学之中，成为两汉儒学的一大特征。谶是对将来吉凶祸福的一种预测，纬则是对儒家经书的五行化的神秘解释。王莽建立新室，也曾多次利用谶纬。公元25年，当刘秀据有河北，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一方诸侯之时，部将曾多次劝他称帝，他都没有同意。到5月，他有个名叫强华的同学从关中赶过来，向他进献了一道《赤伏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是说刘秀应该称帝，以继承汉朝的火德。刘秀接到这道符命，当即在鄗城南边设坛准备登基。6月，刘秀诏告天下，自己因为得到了符命，上承天命，所以登基为帝。公元29年，刘秀巡幸鲁地，命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以表示朝廷对儒学的提倡。公元41年，刘秀解释自己治理天下的方针，是用“柔道”，也就是以区别于法家思想的儒学来治国。公元43年，刘秀宣布改立刘庄为皇太子，所下的诏令便是援引《春秋》。公元55年，崇信谶纬的刘秀向天下颁布图谶，实际上也是在变相地推广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