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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人女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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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从小生活的家庭并不富裕,父母关系又差,母亲生活辛苦,父亲经常酗酒不归,并没有给她的童年世界带来温暖和良好的教育,父爱缺席造成了她与男性有距离感,她的丈夫迪克也没有满足她内心深处所需要的依赖感和安全感。童年的缺憾让她发誓不能重走母亲的路,于是她在城里体面的工作,住在单身职业女性的公寓里,从未考虑婚姻大事,直到30岁受到了周围闲言碎语的冲击,才恍如隔世觉得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于是,玛丽与迪克闪婚,离开城市来到破败的农场生活,由于农场持续经营不善、迪克懦弱无能、乡下环境恶劣,玛丽尝遍了心酸苦难,体质变差且精神也萎靡不振,不曾思考人生的人必定会迷失在生活的风浪中。玛丽的母亲在她小时候就告诫她黑人是危险的,因此她对黑人有着恐惧感。后来她到农场生活后,除了是迪克的妻子,她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农场主夫人,这让她更加有了白人的优越感。在面对黑佣问题上,“现在她非得同土人打交道不可了,这真让她伤透了脑筋——她认为这必然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她心里实在不大乐意,可又下决心不让自己被吓到。”[6]当她面对黑人时,满心嫌弃和厌恶,并将此转化为对黑佣的奴役和严苛的管制,表现为监工残酷、对家佣乱发脾气、不信任和克扣土人的薪水、不顾及黑人的内心需求,多次辞退黑人,挑三拣四以至于难以再找到帮佣,使得丈夫迪克头痛不已。莱辛在玛丽身上突出地写了玛丽与黑佣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玛丽压榨黑人奴隶的一面,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那种无厘头和神经质的女主人形象原形毕露。实际上玛丽是千万个在南非进行殖民统治的白人代表,在本质上与殖民制度是渊源嬗递关系。

她与迪克经济拮据,不关心外面的时事,和同村镇的其他白人也不往来,除了与查理·斯莱特保持联系。因为迪克常与斯莱特讨论农场事务,实际上后者处心积虑想收购迪克农场。白人之间的利益争夺让生活在他乡的白人族群不再和睦,人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好处不择手段地去攫取,甚至伤害自己的同胞,这也反映了殖民者的本性就是一场无人性的资本掠夺,他们不仅苛刻对待农场的黑人,把黑奴当成会下蛋的鹅,竭力去榨取劳动力,而且手足相残,伪善至极。玛丽陷入这样的环境里,更加找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迪克也不能从感情上真正地关心她,物质的满足更是天方夜谭,从装修防暑天花板到开店铺、养鸡养蜜蜂统统以失败告终后,她就越发现迪克的无能、固执,二人观念相左也无新的起色变化,于是她以争吵和出走来反抗迪克和家庭给她带来的不公,从试图改变到袖手旁观,任由家庭和农场的颓势发展,与迪克在精神上渐行渐远,并将自己放到了个人的小世界,身体也患上莫名其妙的病,健康与日剧下。她怀念在城里优渥的生活环境,始终处于游离状态,时常以这种回忆打发在家百无聊赖的日子,这是对英国社会、上层文化的认可与追忆、怀念,也有南非乡村生活的屏蔽后对现实的不满,这种张力使得她如一根绷紧的弦,一拨就断。玛丽在地理位置和文化精神上都处于“流放”的状态,似乎背井离乡,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是想象中的家园,也是心里归属的家园。萨义德说,“流放还意味着与文化身份之间的批评距离,与所有习俗的对抗,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7]直到摩西的出现,玛丽这种飘忽不定的生活才有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