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接受过严谨的普鲁士传统教育，分别获得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格莱福斯瓦尔大学拉丁文学博士。也许是战争中所体验到的暴力与恐怖导致他放弃法学职业而转向文学生涯，从制度庞大而冷漠无情的法律机构抽身而退，投身到年代久远而飘忽无定的古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土耳其，供职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在图书资讯极为匮乏和生存朝不保夕的流亡困境下，奥尔巴赫完成了巨著《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再现的现实》（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同施皮策等古典学家一起，流亡在欧洲之外，流连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间，奥尔巴赫获得了超越地域而整体把握欧洲文学传统的制高地位。“远观其势”，这批流亡的古典学家通过“远距阅读”而波澜不惊地发动了“全球翻译”（global translation）的攻势，甚至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17]
“流亡”境遇对于古典学家的事业意味深长。流亡将他们抛到了欧洲整体文化的网络之外，而对于本己自体的理智、族裔和国族环境只能远观和追忆。长歌以当哭，远望以思归。然而，这批古典学家是幸运的：从地域上说，土耳其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流亡在此的人既是演员又是看客；从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历史来看，伊斯坦布尔是一个象征，代表着恐怖的奥斯曼帝国、经书宝剑并用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苦难之根以及东方的叛逆之道。因而，在这里研究古典学问，本身就是施皮策所心仪的“用人类心智来研究人类心智”。奥尔巴赫对维柯的研究表明，古典学乃是研究人类，故而必须超越国族界限。语文学的家园就是大地，而不复是民族了。而他一心牵挂者，仍然是欧洲文化，所以他的古典学在情调上乃是怀旧的。奥尔巴赫想起了11世纪圣徒维克多·雨果的名言，借此表达离乡背井的积极价值，以明古典学的人类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