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也可以叫作文化批判。但是，如果强调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不妨将文化批评的批判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来使用。
“批判”既是文化批评的效果，也是文化批评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想象未来的能力，才会有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困境，才能建构批判的冲动；而只有坚守对于当下矛盾困境的政治想象，才能实现批判的使命。
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化批评的批判就不能仅仅是愤懑、怨咒、辱骂和角斗，也不应该陷入谴责、对抗、纠缠和解构，而是一种充满了对未来的召唤的批判，是一种努力从当下的社会问题发现蕴含着导向更好的未来的愿望，从而最终是一种暴露生活的根本性危机、理解社会发展的核心阻力和揭示新的可能性的批判。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化批评的批判就必须建立在这样几种基本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将一个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为“寓言”或者说“症候”来使用的想象力，不妨称之为“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能够在简单的事物中发现复杂的社会运转过程的想象力，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最终，要具备抽象而简明地建构关于历史发展“神话”的想象力，命名为“乌托邦的想象力”好了。
对于辩证意象的想象力来说，文化批评应该同此前普通的社会批判和审美批评划清界限。文化批评致力于在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现象间，发现内在的历史叙事危机，凭借强大的想象力，将一个简明的意象叙述为蕴含着矛盾和对立的冲突性意象。正如本雅明引用波德莱尔的话所说的那样：“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14]在这样的寓言中，一切可能性里面蕴含着颠覆和摧毁，在丝绒的光滑里，可以看到对于破碎的过去的留恋，在玻璃的透明中隐含着崩坏时刻的坍塌。本雅明这样说明这种意象的特点：“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商品本身提供了这种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对象。拱廊也提供这种意象：拱廊既是房子，又是街巷。妓女也提供了这种意象：卖主和商品集于一身。”[15]在本雅明那里，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生产逻辑就蕴含着意象的想象力：商品通过新奇诉之于其消费者，而商品不过是且总是陈旧的剥夺的形式。于是，本雅明有能力通过巴黎林荫大道的建设想象对于革命者的警惕，在闲逛者那里想象知识分子寻找出卖自己机会的猥琐，也在辉煌的世界博览会中看到了特制品的统治力。甚至资产阶级的主人意识，统治一切的思想，本雅明也是在城市的“痕迹”这种意象中来想象和解读：“他们乐于不断地接受自己作为物品主人的印象。他们为拖鞋、怀表、毯子、雨伞等设计了罩子和容器。他们明显地偏爱天鹅绒和长绒线，用它们来保存所有触摸的痕迹。”[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