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这样描述我们所处身其中的时代：
人自身对于创造一种“属于人类自身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信心。他们宁愿把自己托付给无聊、沉沦与堕落：无论是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还是左派，如今都不再，也没有能力梦想一个迥异于现在，而且远较现在优越、完美、自由、幸福的未来。
说的更加严重些，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已经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不，这样说还不够准确！毋宁说，人类已经丧失了想像力本身！没有想像力，自然也就没有洞察力，这两者的丧失，恰好证明了人类自身的迷惘、困惑与沉沦。畏畏缩缩的人类，搔首弄姿地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实利主义谄媚，同它们调情，像个****的妇人周旋于功利与物质的**。[22]
尽管作者使用了诗性的语言夸张地描绘了想象力的丧失这个话题，却也很精准地将当下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的基本症候暴露了出来：因为被琐碎而强大的功利和物质的欲望围困，人们丧失想象未来的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的功能就是令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在资本统治的时代，人们不是通过满足他人的欲望而获利，而是通过控制资本流通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欲望。垄断让人们只能接受高出成本许多倍的价格来购买必需品；标准化生产让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需要的能力。
就当前中国而言，这种资本机制的困境和社会主义想象未来能力的消失，共同造就了一个“失范”（Anomie）的时代。
在这里，所谓“失范”，首先是涂尔干意义上规范和传统被破坏，而新的规范和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那种混乱和失衡的状况。“在社会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指导人们的行为，失范就会出现”。[23]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叙事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讲述其规范的合理性，而社会主义的社会叙事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构造其规范的合法性。合理与合法的内在矛盾。不仅仅构造了《秋菊打官司》（1992）中现代社会转型的痛苦，也构造了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危机。[24]在这里，失范指的是规范在位而无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