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耶路撒冷隔地中海遥望的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希腊城市雅典。耶路撒冷与雅典，构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两个向度，两种精神，也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信仰与理性。不过，通往耶路撒冷的信仰之旅截然不同于通往雅典的理性之路，它不是阿波罗式的明媚灿烂或阿佛洛狄忒式的轻快享乐，也并非狄奥尼索斯的悲剧式的沉醉、狂欢；而是充满着揪心的悲苦、哭泣、战栗与沉重，是忏悔与赎罪。如果说雅典代表了通过知识、智慧、张扬自我和天赋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性之路，那么，耶路撒冷则象征着通过舍弃自我、牺牲、同情、谦卑、博爱而流溢出来的精神信仰之路。神学家舍斯托夫认为人类的知识并没有把人引向自由却反而奴化了人，知识所提供的理性真理被人类的苦难征服了。因此，唯有信仰才能推倒人身上漫无节制的骄傲和原罪，让人重新站起来：“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8]真正的信仰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的，而是来自旷野呼告时的眼泪。在《我的耶路撒冷》中，频繁出现的核心意象皆与“眼泪”有关，它是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流泪”的“善良的妇女”（《我是》）；也是泪满哭墙的“时间的眼睛”（《哭墙》）；更是“无处哭诉”的我“忍住泪水，/和你跪倒在客西马尼园”（《客西马尼园》）；还是为了“耶路撒冷不能永远哀哭”而走向十字架之死的耶稣。显然，桂林在《我的耶路撒冷》中所要追寻的道路是一条充满着呼告与泪水的十字架之路。
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再次返回圣地的原因，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充满千年古迹的城市，而是一个必须时刻怀抱、瞭望的朝圣之地。在《重返耶路撒冷》中，诗人回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