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文教育中阿波罗的威权——阿诺德、白璧德和瑞恰慈文学思想论略（上）[1]
[美]斯潘诺斯（William Spanos）/文
胡继华/译
开显特定存在就是遮蔽整体存在，二者机发同时，而又内在纠葛。开显与遮蔽之同时性中，迷误占据要津。迷误，以及遮蔽被遮蔽者，都归属于真理的源初本质。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
……没有中心，却总有移心，自成系列而表征进程艰难。从在场至缺场，从过度到不足，总是步履蹒跚。循环往复，乃是一项不完美的皈依原则，必须被予以废黜。
——福柯：《哲学剧场》
1978年5月，管理人员和院系专家组织专题小组，在媒体的激励下，经过整整三年的铺垫工作后，哈佛大学艺术科学院（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通过了一项“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以此取代现存的（设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通识教育计划”（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在60年代，“课程激增”已经“侵蚀”了通识教育计划的目标。[2]俨如期待这么一个来自知名制度权威的最后首肯，美国大小学院与大学立即跟风仿效。这一改革进程一方面支持波澜壮阔的“回归基础”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得到了里根政府的赞助，所以它持续蓄势，颇有后劲。[3]
本文旨在揭示，哈佛院系从传统人文主义者所谓的“选择过渡课程”（overoptioned curriculum）之中恢复“核心课程”的计划，体现了一种症候式怀旧情绪，甚至体现了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努力，那就是要重整“人文主义知识的共同体系”（common body of humanistic knowledge），而这套体系的权威在越战期间受到了学生反抗运动的强烈质疑，他们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与针对越南人民的工业化、军事化、政治制度化的种族中心主义战争彼此合谋，沆瀣一气。借着对哈佛“核心课程报告”的代表性范例进行一叶知秋的解构性分析，本文尝试揭示，人文主义就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它凝固了一种二元逻辑，在存在与时间、同一与差异、秩序与紊乱之间，第一项不仅优于第二项，而且第一项还被赋予了第一项以权威与权力，任其**、拓殖以及鞭笞第二项，用托马斯·品钦高亢的话语说，赋予了第一项以废黜合法继承人（Preterition）的权威与权力。人文主义远不只是一种超然不计功利的探索方式，在这么一种分析之后便显得就是一种自然化的超自然“逻各斯”。铭刻着人类学的“泰洛斯”（目的，Telos），人文主义话语之主宰者，乃是身在异处而为自由游戏无法触及的中心。从这个深不可测的制高点闪射出人文主义的“全景之我”（全景之眼），它就可能在空间里定位、框范、物化、包揽（“控制”“执握”以及“操纵”）存在-动势（be-ing）——即作为时间性的存在物所四面散播的差异。但是，如果以一种迥然异趣却又根本相关的方式来说明，人文主义话语发生在存在连续体之另一更富实践性的基础上，那么，人文主义就必须被理解为，以赋予主导性经济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以合法化的思想地位，从而按照自己的形象复制世界，将大写的他者消融于和限制在信仰资本主义的人类（Capitalistic Man）之固有的自我中心之内。质言之，它必须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一切全体表征现象之中生机勃勃的差异力量（从意识到性别和阶级再到自然本身的差异力量），转换为一种驯服但实用且高效的工具，而服务于气吞八荒的霸权。人文主义教育的历史为这种二元逻辑体系所主宰，或者说（其实是一回事），为这种同心圆全景监控几何学所主导，文艺复兴以降，人文教育就因此而成为一部以拒绝假设展开无条件探索之名而行之于世的回忆历史，或称“再度集合”的历史。这部历史充斥着强制，却役物于无形，制人于无觉，分疏而泯灭差异，实施拓殖，平息危险的他者。而轮回的历史断裂让现存的“人文主义知识的共同（单一）体系”支离破碎，开枝散叶，从而加剧了他者的崛起，让他者造成更大的威胁（而且，用教学法的修辞术语言之，此乃人常说的“知识爆炸”）。这部历史简直就是同社会政治权力合谋的产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