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如是、沈彩身上，我们看到，性别体制对位于社会等级底层的女性颇多阻碍，但也提供了一些机遇使她们中一些人获得读写能力、拥有文学声望。它给了她们“侧室”，一个储满可能性的空间。这可以被读解为儒家性别体制中的某种因应女性共谋的弹性。[102]在写给一位邻家少女——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诗中，沈彩为既为求知向学亦为作为女子的满足感辩护：
答邻妹
长啸月当窗
微吟日卓午
邻妹谓余曰
读书徒自苦
多谢邻妹言
余心慕终古
譬如蜂酿蜜
性命藉为主
千函敌百城
万事轻一羽
但愿长如此
来生仍老姥[103]
一如在其他媵妾文本中所见，沈彩的诗文对其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亦表现出颇为正面的态度。这些媵妾是幸运的，获遇佳偶，得到她们的主君甚或正室的不可或缺的帮助。然则她们的幸运遮蔽不了另一事实：媵妾们的境遇判若鸿沟，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有冯小青、李淑仪，这些遇人不淑者在。在包办婚姻中，文学女性甚乃正妻身罹不幸的事例也指不胜屈。但我们仍可究诘文本生产给这些身份低微的女性带来了何种意义，而沈彩的经历就是生动的例证。在很多画卷题跋和鉴赏札记中，沈彩都体现出一种主体地位和作为艺术批评家的十足权威。这种被赋权的主体性在很多未加讨论的媵妾作品中亦有呈现。作为社会地位低微的群体，这些身为媵妾的诗人、作家提供了一个有关有限能动的范例：她们借由文学素养改写了臣属架构中自身的主体地位。
（作者单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译者单位：新华网教育频道媒体文化创意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
[1] 关于周代媵制，见《周礼注疏》，7、46～48页，《十三经注疏》卷一，阮元，684～6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关于媵妾、娼妓史，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5。关于早期媵妾史，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33～36页、59～6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载《新史学》，2.4（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