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马宁（Ning Ma）/文
黄兰花/译[1]
小说同欧洲后启蒙时代特定的历史、思想、审美意识内在关联，难解难分，故而已获得了“欧洲中心主义嫡亲”文体的美名。[2]因此，通常认为，当适用于非西方传统的研究时，这个术语除了提供这个词外，没多大意义，事实上，只是一个便利地用于散文小说的标签。在小说的跨文化探究中，似乎终极目标在于消除这个流派史实性混乱的范畴。然而，实际上，本文有方法有意义且更为有效地唤起小说的这种概念及其超出了欧洲和北美语料库的历史。在这里，笔者的论点的核心是打算把16世纪中国的名著——《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3]与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1719）进行一番比较——第一个主要的论文是伊恩·瓦特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题论文《小说的兴起》[4]中的论述——类似地论证了一项开创性的“现实主义”，也因此诞生了一种小说的叙述传统，这种传统源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瓦特的论文中关于小说的社会起源的论点证明跨文化的适用性吸引了很多关注，这个中国的例子同样也回答了瓦特的论点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对比了《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描绘，它还是完全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教训。
在我们对这两个文本进行比较之前，首先有必要略述一下概念上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的上下文相关的研究。英语单词中“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术语的习惯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它用来指定一个新的描述非英雄人物生活的散文小说，这里普罗大众的个体生活代替了历史的和传统浪漫主义的圣徒传奇。“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进化的过程，正如瓦特那著名的表述，是它的“形式写实主义”。使得瓦特的研究得以真正有意义地呈现得益于他广泛的调查，这些调查深入到小说中资本家，利己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虽然在最新学术方面遭受到大量的批评指责，破坏了目的论的偏见，然而直至今日，瓦特的文章仍为小说的形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种研究把审美和物质原因与社会经济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