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在提升佛教地位和挑战儒学思想惯例的最突出的方式就是关于它所提出的宇宙地形问题，它质疑了中心的概念，这个问题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中国地理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中国名之中国，乃“中心之国，”被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使用了。[18]《牟子》开篇伊始，中国就是偏离中心的；第1章是对佛陀生平的简短叙述，告知读者佛陀生于印度，印度则是“天地之中”（I：3 b），就是“天与地的中心”。这一要点在14章得到更加细致的阐述，为的是在面对“万般皆下品，唯有中国高”的信仰体系时为佛教进行辩护。这里，公元前4世纪权威的历史著作与注释，《左传》，似乎就被暂时引用来以类推之法解释中国并非中心：
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
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I：I2 a～b）
[《左传》说，“北极星在天的中央，在人类居住地的北边。”由此看来，汉朝所辖的地域不一定居于天地的中心。根据佛经所说，“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凡是血肉动物，都洒盖在佛的教法中。”]
有趣的是，《左传》中并没有记录我们所讨论的这段篇章，也根本没有记录文中所提及的北极星；这段篇章也许会让我们忆起《论语》2.1，在《牟子》第18章便援引了《论语》，用类比来维护文本本身对修辞转义的偏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说，‘以德行（德）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辰便会自行在周围旋转运行’”]。
换言之，《牟子》似乎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伪造般的引用从而达到了将中国在宇宙秩序中的去中心化，更进一步地将这些文本去模式化。这一篇章反而表明了强调的不仅仅是北极星的向心性，而是通过连接向心性与德治（即是说，儒学家）并且从人类视角出发，对北极星的非中心位置表示了沉默，也就更加强化了儒家的伦理观点以及地理中心。此时《牟子》继续置佛陀于世界中心，加之将佛陀转变为理想的儒家统治者同时坚持佛教面对儒教时的优越性和中心位置。《牟子》中明确地引用了《论语》第18章为类比运用作辩护，这贯穿了整个文本从而巩固了14章用到的隐式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