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文
吕雯/译 王欣伊/校
即使是在最佳的时期，同阶段的东亚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之地位也是颇受争议，当欧洲语境下发展出的模式与在非西方世界中应后殖民大潮而生的模式，二者遭遇以东亚为代表的特殊文化、政治环境的时候，两种模式是否能得到有效运用不得而知，特别是在受到早期文学传统连续的健康的发展之影响时，更是难以判定。因此，举例来说，在弗朗哥·莫瑞蒂关于小说传播方面的作品中，他所视为诺曼时期英用法语的核心的通过欧洲模式与本土内容结合而生的，这样的结果被评价为对中日现存小说模式意义徒劳的殷勤。[2]不宁唯是，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一书认为，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非殖民地化时代到来之前，将亚非视为整体是无法切入文学本体的。[3]然，世界文学诸多理论，事实上都是欧洲文学的常用理论，其次才是已被欧洲世界系统融合的非欧洲文学，使得毫无诠释余地，例如，亚洲内陆文学关系，以世界系统角度观之，是联系边缘文学的次要纽带。这一问题在我们转向现代主义前期时变得更加复杂，很难解释说欧洲模式处在文化传播是政治或经济的副产品这样一个环境下，例如文言文和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的传播。显然，新模式需要考虑到现代化之前东亚的文化传播与流通的习惯以及将这些习惯与全球模式相联。在早期作品中，基于对“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更世界化潮流的考虑，笔者已经试图绘制出一个更普遍的模型，接下来，笔者将尝试将这一蓝图雕刻成形。[4]以举一些普遍的知识语境和背景为始，随后笔者将细细分析文本，这一文本从现代化之前的世界文学角度来看十分引人入胜，并且可以特别证明现代化前期世界大同的交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