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此文开篇的引言，从某些方面而言，以上引文无论对于当时的中欧，还是遥远的中国，都具有现实意义。在德国，这些文字刊载不久，希特勒上台，人文精神在德国失去了栖身之所。中国的形势虽有所不同，但也是一片阴霾。在此之前，中国的一位哲学家（本文稍后将会提及）也发出警世恒言：“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1]
这些言论，至少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在1949年基本上成为事实。在此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次经历了东三省沦陷、五次“剿共”、抗日战争和内战惨败。在1933年至1945年，西欧、中欧和东欧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开头的引文并不完全准确。在这段黑暗的岁月中，欧洲哲学被尽可能地介绍到中国来，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感慨。自莱布尼兹到黑格尔[2]的欧洲哲学家都曾经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养分，欧洲也以其群星闪耀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采、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和托尔斯泰等来回馈中国。[3]
尽管不像那些赫赫有名的欧洲思想家那样广为人知，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同样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其实中国人对斯宾诺莎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就曾写过《斯宾诺莎学案》[4]；孙中山也把他尊为达尔文的先驱者；斯宾诺莎还是“创造社”所有成员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参见创造社[5]成员郑伯奇[6]的相关文章）——至少对郭沫若（1892—1978）而言确凿无疑。他是通过歌德而接触到斯宾诺莎的哲学。他曾回忆说自己读过《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a）、《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和《知性改进论》（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大概是“直接或间接阅读”了有关斯宾诺莎的相关书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