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波恩
保持和记录的愿望与对教育的需求之间，以及对过去的反应与当前和未来的需求之间的张力，形成了贯穿科学博物馆整个生命历程中一条连续的线。
——尼尔·科森斯（1993）[1]
一个人切身经历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任何时代的改变都更剧烈，这个观点通常是错误的，尤其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同样，过去30年标志着科学博物馆管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包括其公众形象和人员结构，事实上，还包含所有其他与管理相关的不同方面，这些方方面面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都有讨论。一个简单的章节不能涵盖这一时代科学博物馆的整个历史，更何况还要同时考虑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就是所有国家博物馆都在发生深远变革的背景下，关注科学博物馆所发生的变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考虑科学博物馆在历史和科学传播中持续辩证的发展。换句话说，收藏和互动是这一时期尤其对立的两个方面。[1]
科学传播和科学史
如果博物馆可以清楚自己在科学史和科学传播方面的辩证关系，那么它也该注意到从1857年起，争论的双方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世纪，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科学部提供了斯迈利森（Smilesian）文物去激发公众对工程天才的钦佩，也为理性娱乐活动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公众见证了普通的展厅展示科技主要分支的“发展线”，这条发展线由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儿童馆”的介绍性展厅补充完整。与此同时，科学博物馆致力于物质科学在实践和应用方面的展览，这种在较多困难或较少困难之间进行折中的辩证思想在展览中也许很容易被察觉。我们可能把“它怎样工作”的展品与物品的历史发展顺序合在一起，看成辩证思想在行动中的一种隐形表达。直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展厅和展览的规范才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