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罗伯特·莫兰特，教育委员会的常务秘书，有影响力的公务员，他最终设法使科学博物馆形成。该照片出自伦敦国家肖像馆。
德意志博物馆突出了方向转变上的成果。以前，对新机构的建立，不论是在私人信件中还是在公共文件中，所有参照都是巴黎工艺博物馆。为了向法国的影响表示敬意，附近的科学学院被命名为科学师范学院。然而，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发展参照不再是法国。1870年德国胜利之后，德国的机构、价值观和实践不断彰显尊重德国新建立的联合组织和力量的元素，用意很清楚：有助于实践的研究行为和科学行为是有价值的。博物馆展出的藏品背后的科学原理为选择和解释展品提供了标准。
德国的竞争和挑战的意义值得进一步考虑。竞争和挑战在辩论话题中不断地被引用。这些辩论的主题从教育、博物馆到养老金都有涉及。当然，引入德国的威胁可能会放大提议的吸引力，并且有助于从不情愿的财政部赢得资源。英国政治和学术精英的成员中有很多人都在德国受训过，他们意识到新标准正在跨越北海。理查德·伯登·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在转向法律和政治方向之前是在哥廷根研究生理学的。他把这个新标准告诉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他经历过军队的改革和帝国理工学院的成立，该学院的建立是英国面对德国的挑战而对公众的回应。化学家特意用珀金（Perkin）花了半个世纪才在1906年发现的苯胺紫向他们的同胞展示德国化学的实力。[63]因此，历史学家分析这个阶段为“世界性民族主义”（cosmopolitan nationalism）时期。[64]然而，尽管德国威胁论可能会唤起本国人民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但期待从中看到对英国机构全新的完整解释通常是不明智的。
为了了解下个阶段发展的本地根源，我们必须弄清楚20世纪早期莫兰特领导的教育组织激进改革。莫兰特可能是现代“世界性民族主义”的代表，他在温彻斯特大学（Winchester College）、暹罗（Siam，泰国的旧称）和瑞士都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早在1898年，莫兰特总结他在瑞士的教育观点时，提出了“在国际挣扎中求生存”的教育观点，也就是他所说的“集中脑力”将是生存的关键。[65]1903年，在他成为负责博物馆和教育系统的教育委员会常务秘书时，他的这个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