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后，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宋科举之制在沿袭唐制的基础上多有改革，无论考试方式还是科考内容，都较唐朝有所发展，变得更为完备。宋朝取士的科目依然是以进士为重，但考试内容有了很大变化，由重视诗文转变为以经义为主。考试规则上也与唐朝不同，宋朝科举自淳化年间（990—994）就实行了“糊名”之制，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25]。“糊名”是将考生姓名遮挡，以避免考生与考官间的裙带关系，“誊录”则是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抄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这些都是保证公正阅卷的手段。以上种种制度，都促使考试方式更为标准化，舞弊行为也大大减少。
宋朝科举大兴与其文教之盛有密切关系，宋太祖以武力兴国，立国后即深以武官势力过重为患，“以文治国”成为宋朝的一朝家法。史载建隆元年（960），赵匡胤称帝之初，即“视学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书于孔、颜座端”，重新树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重文轻武，“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26]，扭转了五代以来“干戈兴，学校废”的局面，在全社会制造了浓郁的读书之风，优待文人也成为宋朝“祖宗家法”。唐朝对参与科举之人的身份还多有限制，这种限制在宋朝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宋太宗曾亲下诏书，称：“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采其乡曲之誉，登于俊造之科……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子细辨认，如不是本贯及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27]工商杂类在唐朝是禁止参与科举的，宋朝沿袭了唐朝制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颇有人“不于本贯取解，多是随处荐名，行止莫知，真虚罔辨”，针对这种情况，宋太宗并非一味禁止，而是在强调了法令仍存之后留下了一个变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甚至允许一些出身偏僻地区不能由本乡发解的士人，可以直接至都城应考。通过这封诏书，宋太宗明确表达了他对人才的态度，以及对科举的重视。宋朝的取士数量也远超唐朝，宋朝开科取士以三年为限，两宋300年共开科118次，取士人数超过2万人，宋徽宗一朝取士最多，最多一次达600人，不仅远超唐朝，即使后代也难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