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宋朝散文发展迅速且成就高超。然而，与以奇句、单笔为主的散文相对立的以偶句、复笔为主的传统骈文并未走向落魄和消失，反而与散文相互渗透，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四六。“四六”一词，出自唐朝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人因骈文的组成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的并列或错综为主，所以摘取“四六”二字，代称骈文。
自中唐以来，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散文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宋朝在实际政治社会生活中大量文本仍旧采用骈文书写，这使得骈文在散文蓬勃发展的环境下仍旧保持了相当的地位与活力。两宋文士，无不工于四六。而四六在宋朝文化空前繁荣的环境下，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获得了“宋四六”的称号。受散文的影响，宋四六在文体工整对仗的基础上，被注入了抒情议论的内涵与纵横捭阖的气势。
宋朝初年骈文多遵守唐朝时的规范，少有开拓与创造。至欧阳修时，他在吸收和运用骈文的长处大力发展散文后，又以散文积极反哺骈文。他一方面保留了骈文对偶声律的优点，另一方面则摒除了五代以来卑弱艳丽的风格，语言自然流畅，清新脱俗，开启了宋四六的滥觞，奠定了其散文化骈文的基调。此后，王安石、苏轼等人群起而效法之，形成了宋四六独特的风格。
宋四六拥有骈文讲究对偶的基本形制，剪裁工整，内里却有着散文长于议论、少用故事而多用成语的气质，且喜用长句，用词朴实，多用虚字以行气，气势充足且生出跌宕起伏之效。如苏轼的《乞常州居住表》云：“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盛，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置之死。”不独对仗工整，且内容充实，议论有序，气势磅礴，开篇即流露出震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