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诗词之外，小说在宋朝亦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新气象。宋朝以前，先秦神话寓言、六朝志怪、唐传奇，多出自文人之手，附会神迹奇闻，且尽用文言书写，仅供阳春白雪之人欣赏。及至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由民间艺人口头创作、语句通俗活泼、反映市民生活的话本的蓬勃兴起，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新局面。
“话”即故事，讲故事名为“说话”，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叫“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即为“话本”。说话的内容，有灵怪、传奇类，公案、战争类小说；有讲述佛教故事、参禅悟道类经变，有讲说前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的讲史以及浑话等。其中，小说和讲史最受欢迎。说话人各有所专，各展所长。如北宋末年的汴梁，就有专说三国故事的霍四究，说五代故事的尹常；南宋临安城内，则有小说名家蔡和、孙奇等52人，讲史名家乔万卷、周八官等23人，说经名家长啸和尚等17人；金朝西京大同，又有五代史名家刘敏，小说家张仲轲、贾耐儿等人。他们不仅驻扎于城市中热闹喧嚣的勾栏、瓦舍内，还经常游历至郊野乡村中，为人们带去喜闻乐见的故事，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对此，南宋诗人陆游曾撰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生动鲜活地刻画了乡间民众为听蔡中郎“说话”而聚集的热闹场面，散溢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说话”艺术的流行，首先归因于宋朝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唐末至宋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扬州、益州、汴梁、临安等大型商业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众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市民们带来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使得他们在基本生存之外还对精神娱乐生出了极大的需求。瓦舍、勾栏里，终日有市民流连于此，享乐消费。在市场的旺盛需求下，为满足市民精神生活而创作的“说话”即诞生了。其次，宋朝“重文轻武”的基本政策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以及有一定文化水平与欣赏能力的普通市民。前者在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往往成为“话”的创作主体，进而推动了一批优秀“话本”的诞生；后者则以消费者的姿态迫使前者不断努力改进，进一步推动“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