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传入西方近代知识和理念的同时，也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造纸、印刷、农艺、饲养、医学、药物、数学、天文、造船、建筑，乃至诸工百艺都引起了西方传教士浓厚的兴趣，他们不遗余力地翻译、评介这些体现了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精华，以滋补处于起步阶段的西方近代社会。
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把中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启六年（1626），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翻译儒家经典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以法国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大都热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中国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作为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有力武器，用以批判欧洲基督教的神权统治和君主专制，并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达他们追求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宽容而有节度的政治制度的理想目标。
中国的瓷器、丝绸、刺绣、壁纸、折扇和绘画、园林艺术传入欧洲以后，产生巨大影响。在17、18世纪的法国，“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曾盛行一时。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到欧洲的海上船只上，又发现了多批这类青花瓷器。青花瓷对近代以来欧洲人的审美观和艺术品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蕴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补，是这一时期显著的特点。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在中国之上，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以耶稣会士为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18世纪中叶以后，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重农学派魁奈等人，仍然活跃于法国的政治舞台。1789年，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权宣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传入欧洲后，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建立新文明的物质条件，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