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263）、嵇康（224—263）与何晏、王弼是同时代人，但过世的时间较晚。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嵇康死于景元三年（262），比何晏、王弼多活了10余年。正是在这10余年期间，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知识分子面对魏晋禅代的乱局，备感现实的苦闷，思想精神上也有所变化。
阮籍、嵇康二人的自然论玄学思想是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思想发展而来。从“无”与“有”，“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的对应关系来看，自然论玄学与贵无论玄学一脉相承。4人在正始年间也都倾向于将“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相结合。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5]。阮籍早年所著的《乐论》和《通易论》中认为天地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以君臣、夫子、夫妇为内容的“名教”效法自然，本身也是和谐的，即便偶有失衡，也可以通过人事加以补救。但是后来，他在现实当中看不到实现理想的希望，只得纵酒狂欢，逃避现实。可见其放浪形骸原非心之所向，只是迫于险恶的政治环境才不得不如此。
嵇康亦是如此，早年间寄希望于优秀人物实现理想政治，充满乐观的心态和昂扬的情绪。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其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思想也随之发生改变，被迫重新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如果“名教”出现了弊端，变得不合理，人们就会对它进行调整和改造。早在东汉末年，就有人主张以“真实”来纠正名教中的虚伪，他们认为：“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26]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嵇康和阮籍抛出了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