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生于西晋泰始三年（267），死于永康元年（300）的“八王之乱”中。在他生活的时期，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后，普遍为天下重归一统感到兴奋和欣喜。国家安定后，纲常名教成为维护和巩固政权的必需品。因此为“名教”正名，调整当时陷入混乱的各种人际关系，补救先前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造成的思想路线偏离，成为西晋初年的时代课题。
为了回应这一课题，裴撰写了《崇有论》一文，该文篇幅不长，但文约义丰、逻辑严密。有些史料记载，裴著有《崇有论》、《贵无论》二文。但目前仅有《崇有论》流传下来，所以我们目前只能根据这一短篇来研究裴的思想，从中管窥一些倾向和思路。至于裴氏玄学体系的全豹，似乎难以得见。
《崇有论》的基本思想即通过以有为本的本体论来建立一种内圣外王之道。裴认为总括群“有”的存在本身就是本体，除此以外别无本体。群“有”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各个具体的存在总和而成。各个具体的事物，只是群“有”当中分出来的“有”罢了。所以事物生成的脉络可以为人所知晓，即所谓的“理”，“有”是“理”具象化的表现。
裴消解了王弼、阮籍、嵇康等人贵“无”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为了节制欲望而推崇贵无论，然而这却并非最佳对策，反而会导致人们非议礼法引起政治上的统治危机、社会上的伦理道德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佳的解决策略只能是礼制和“名教”，而这恰恰落在“有”的范畴。既然“无”的地位不再被承认，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自然”也不再重要，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不必援引外在的天道或自然，直接从社会存在本身走出一条内圣外王之路即可。
根据裴的说法，只有崇有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然而他的学说也有难以解决的缺陷，比如他将“有”与本体等同起来，那么现象便无从安置。如果说“有”既是本体又是现象，那么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该如何解释？因此裴虽然批驳了贵无论玄学，但是难以建立一个自洽的崇有论体系。其学说也只能作为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的反题，通过反面的批驳揭示其不通之处，帮助何晏、王弼完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