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长于民间，历经隋末丧乱，对民间疾苦，无不知之。在他看来，为君之道，必先存抚百姓，绝不可苛剥百姓以奉养君主。贞观初年，他曾对王珪说起隋文帝统治时期，某年大旱，百姓饥乏。当时国库充盈，但隋文帝竟然不怜百姓而惜仓廪，任百姓逐粮，而不加以赈济。隋炀帝即位之后，恃此富饶，奢华无道，终致亡国。隋亡的教训告诉后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百姓，而不是国库。唐太宗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人君应该简洁清净，方能不误农时，不扰百姓。为了消弭天下百姓疾苦，他甚至愿意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发生蝗灾。唐太宗在禁苑之内捉到几只蝗虫，愤怒地诅咒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就要把几只蝗虫吃掉。左右之人忙上前制止。唐太宗说：“移灾朕躬。”说完就把蝗虫吞了下去。说来也巧，那一年，蝗虫没有继续为灾。正是因为唐太宗具备这种以人为本、体恤民情的思想理念，才使他在唐王朝基本统治路线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与群臣讨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论思路。唐太宗首先抛出问题，认为唐王朝承隋大乱，社会不易治理，老百姓也难以教化，希望群臣能够发表意见，提出对策。随着讨论的进行，大臣之间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魏徵为代表，另一派以封德彝为代表。魏徵认为百姓在历经丧乱、受尽危困之后，反而向往治世，更易于教化，所以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实行王道，教化百姓，方能上下同心，太平可期。魏徵的意见遭到了封德彝的强烈反对。封德彝认为，夏、商、周三代以来，百姓日渐浇讹，故秦朝以法律来理国，汉朝则杂用霸道，他们大概不是不想教化好百姓，只是做不到罢了。他认为魏徵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如果信用他的虚妄之论，必定会国破家亡。魏徵也不甘示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