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施行仁义王道，摒弃前代“任法御人”之道。他不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百姓。比如曾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盗。唐太宗不屑一顾地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所以他应该做的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百姓丰衣足食，他们自然不会沦为盗寇，哪里用得着什么严刑峻法！为此，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唐王朝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
在唐太宗眼中，人的生命最为宝贵，人死不可复生，所以用法须务存宽简。他对法律制度的调整处处体现出这一原则。贞观初年，唐太宗就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新厘定高祖时制定的法律条文，并在戴胄、魏徵的建议之下，将犯大辟之罪理应处死者，改为断其右趾。即便如此，唐太宗还是觉得太过残忍，不忍为之。后来，又改断趾之法为加役流3000里，不仅活其命，而且全其身。后来经过房玄龄等人的再次整理，与之前相比，唐朝的死刑条目减少了一半，可见唐太宗的矜人之心贯彻在了国家法律的制定过程之中。
唐朝的法律格式包括律、令、格、式，其中“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18]，种类既多，条目亦繁，不仅对断罪官员的记忆能力是一种挑战，而且难免会有思虑不周、轻重紊乱之处，从而为不法官吏上下其手提供了机会。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唐太宗要求制定国家法令，唯须俭约，务必仔细审查，不可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多次出现同一罪名，以免给断罪者带来困惑。经过房玄龄等人的编检后，定律500条，令1590条，后又删除武德以来敕格3000余件，定留700条，“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不仅如此，唐太宗要求国家法令必须保持稳定，不可轻改，就好比人的汗水，一旦出于人体，便不可回收。所以他认为帝王不可轻出诏令，必须慎之又慎，一旦发出，当永为常式，如若朝令夕改，容易导致人心困惑、奸诈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