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改折诏的颁布，与《辛丑条约》后清廷财政局势密切相关，是清廷面对巨大危机时的无奈选择。与此相配套，则有火车剥运一事。即便如此，漕粮改折也因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野而大受牵制，无法得到通畅的实施。但不可否认，漕粮改折诏毕竟取得了一些实效，并在事实上成为晚清漕运制度、乃至中国漕运制度的一次总结。火车剥运也完成了清代漕粮海运史上运输工具的又一次飞跃。
向陕西剥运漕粮的活动还未结束，就出现了清廷与西方列强议和的情形，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回京的可能性骤增。北京电示江苏：“须将存沪余漕，明春一并运津。”江苏回复，本打算运陕5万石，已经运出38000石，其余部分也由沪装轮赴鄂，未便再行改道。未运之粮，则会准时运赴天津。刘坤一还称，此次运往陕西漕粮5万石及白粮1万石，运费约须30余万两。开销之巨，令人咋舌。
出于自身考虑，陕西仍然希望各省能继续向陕西运粮。他们声称，陕西所存之银有439万余两，各省运到及尚在途中之米仅20余万石，“如果回銮在即，尽此数银粮支发，固无不敷”，但毕竟回期未定，加之警报叠来，“彼族似犹不忘内犯，万一要挟以万不能从之事，迫我于不能不再议战之时，则粮饷两空，将何以为筹战筹防之具乎？”即使决无议战议防之事，银粮充足也绝非坏事，“将来启銮不过多费一番转输而耳”。这当然遭到各省的反对。袁世凯表示，虽然山东米价较陕西低，但船只短少，雇觅为艰。自十里堡至河南孟津，水程1600余里，非数月不能运到。及抵孟津，又须等车陆运，再历崤函之险，由陕州西行入渭。运至陕境，约需两三月。与其缓不济急，不如协款助赈，故只是提银3万两交差。
李鸿章曾指出，京通仓米经各国出粜，暂不缺食。但京畿一带秋成中稔，银价较昂，形势不容乐观。在由其主笔、全权大臣奕劻等人联衔的奏折中，他表示，“京城自经燹之余，各处仓廒悉为洋兵占据，积储**然一空”，运漕万不可缓。另外，剥船在变乱中遭受损失的多达700余只，剩余部分又因洋兵未退，难以雇用。南粮能否转运毫无把握。加之历年排造油艌，工繁费巨，运米时船户水手偷盗搀水，百弊丛生，不如趁机改革，交由火车剥运赴京。当然，现在京津铁路尚未交还，若令承运漕粮，“权不我操，势多牵掣”。具体情形只能有待商量。江浙海运、江北河运及上届存沪余米，约共米150万石，但京仓有90万石即够支放。本年汇丰、克萨洋款本息共需银100余万两，未有抵偿。他们欲改折部分漕米。结果江苏拟折漕30万石，浙江拟折漕228000石，两省共折银136万两零，起运95万石。对此，清廷没有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