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直接成因大约有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结构主义的风行；第二，60年代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第三，有以《论辩》和《太凯尔》杂志为核心的大批知识分子。
20世纪60年代初，巴黎结构主义水行风起，并迅速渗透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以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研室的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人种学、人类学领域；以法兰西学院认识史教研室的米歇尔·福科为首的历史哲学领域；以法兰西学院文化符号学教研室的罗兰·巴尔特为首的文艺评论领域；以法国精神分析学派领袖雅克·拉康为首的精神分析领域；以巴黎人文科学高等学院的雅克·德里达为首的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以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首的符号学和文学评论领域；以巴黎高师的路易·阿尔都塞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等等。上述这些学术大师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分析各个人文社会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人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均为苏联共产党控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都统一在苏共的口径，否则便被当做是离经叛道。而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纷纷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各人文学科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另类的解释，这就不得不触动“正统”的神经。正因为如此，当阿尔都塞及其弟子接连发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两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之后不久，法共党内外乃至国际均对之提出激烈的批评。[1]这就是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预示着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思想理论出现，它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马克思主义被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例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就说：“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以《太凯尔》的文学评论为中心——它们旨在话语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或革命意识的形式之间作明显的政治性关联……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