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理论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主体和领导权的认识和取向问题。要想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的涵义，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在这个问题上，最早提出自己见地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他把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力命名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所用的意大利词dirìgere 及与此词相关的词的英译，“cultural hegemony”），并赋予该词以其独特的含义。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从而确立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来达到其政治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葛兰西的观点之上进一步发挥认为，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更突出地表现在一种思想意识是不是在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中心地位，这样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主导权和话语霸权。
此后，这些思想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以继承，并从中掺杂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形成了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我们把它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就是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齐泽克、巴特勒等人对意识形态中主导权和话语霸权提出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无论是谁，占据了文化上的主导权和话语霸权就是对民主和权力的挑战，所以应该破除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不能把意识形态的工作局限在思想领域中进行，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图景来改变现实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理论的核心所在。
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理论是“左派”理论发展洪流中的一支逆旅。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他们既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也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对此，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了经典的概述：“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产生了质疑，正如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2]。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生成与滋长。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的特点，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倚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基础。从而为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思想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或者说为其理论框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既是“新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新左派”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