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任何社会历史理论都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然而，到了20世纪末期，鉴于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今天，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已经不能推出工人阶级必然进行阶级斗争的结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已经过时，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功能已经消失。后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开始为社会历史发展寻找新的动力：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话语”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知识领域和道德—实践知识领域的“学习机制”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詹姆逊则认为“生产模式”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话语”决定一切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一个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不要求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这样就不能把生产力的发展看做是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真正动力。
既然生产力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呢？对此，拉克劳和墨菲给出的答案是“话语”。“话语理论”是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政治不是由经济决定的，政治也不是经济的反映，政治是由冲突和对抗建构的，而这些冲突与对抗都是民主的话语，因此政治在本质上是由话语建构的。至于何为“话语”，他们则这样解释：“我们把任何建立在要素之间关系的事件称之为链接，而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视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总体化，我们称之为话语。”[1]话语自身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非语言的，因此不能把它归类于语言学。话语总是表现为言语和写作的结合，然而话语又不仅仅是言语和写作的结合，它同时包括了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在意义的总体性中出现的话语包含了语言与非语言的成分，而且它本身是先于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出现的。所以，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一个对象的话语特征并非意味着去拷问其实存（existence）”，[2]只有当这个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建立起了关系系统，并且建构这一关系系统的内在原因不是对象的物质性实质，而是社会，那么这一关系系统就是他们所谓的话语。因此，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视阈中，“社会是多元的，非决定性的，是由话语组成的，不存在历史的条件、联系和确定过程的可能性。只有任意并列、随机出现的偶然发生的各种事件”，[3]这些非连续的孤立的现实碎片之所以能聚集起来，依靠的是“话语逻辑”，这就是他们的话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