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我国学者理论视野，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歧见也充斥着“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的解释之歧见、定义域之歧见、流派划分之歧见、历史语境之歧见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歧见等，追溯这些歧见的源起，澄清其确切意涵，确切地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论是对于我们深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延伸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书写形式的解释上存在分歧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书写形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四种写法：postmarxism（Thomas Docherty在其1990年出版的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postmaxism用的就是这一书写方式），post-Marxism，post-Marxism，post-Marxism。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第一次出现书写形式上的差异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拉克劳与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中：
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post-Marxist terrain）。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不过，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显示出来（development），并对它另外的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n）或消除（elimination），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这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