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科技上的联系和交往迅速增强，全球化的时代凸显，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政治风云也变幻莫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的会议上，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困境在于苏共“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停在30年代至40年代的水平上”，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此后，苏联兴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的热潮，到了90年代初，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威信扫地，整个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以及马列主义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否定。1991年6月，以苏共反对派急先锋著名的叶利钦当选首任俄罗斯联邦总统，8月19日苏共被解散，同年12月26日，苏联宣告解体。[1]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遭受重创，苏东剧变后，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15个减少为5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不到10%。苏东剧变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或自行解散，或改为社会民主党，或严重减员。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似乎也在一夜之间变成冷门话题，昔日趋之若鹜的学者也欲避之而唯恐不及，原先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纷纷远离马克思主义，出版商不再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不少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弗郎西斯·福山在90年代初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著作，欢呼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他在书中宣称：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考察社会主义和作为其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和命运。这种思考使苏东剧变后的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那样趋于消失，反而某些范围内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纯属学术现象。1993年4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与会代表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波兰、罗马尼亚、墨西哥、德国、法国等地的著名思想家。[2]一直和马克思主义刻意保持距离的解构主义的思想大师德里达在这次会议上出乎预料地作了一个题为“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的专题发言，呼吁“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面对右翼人士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辩护，这些就构成了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观。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解构所从事的批判唯心论的工作，与马克思文本之间的批判精神有间接的联系。但马克思文本要经过解构性阐释，其批判精神才能应用。因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在辩证法、差异和矛盾问题上有着直接和间接关系，但关键的工作没有完成，而解构可以完成这些未完成的领域，即涉及哲学秩序、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分析等领域。②在对待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问题上，解构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立场是与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的。马克思的一生都以“武器的批判”来对待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而解构学派也表示赞同马克思的批判态度，表示对西方所长期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深恶痛绝，因而需要着力批判。③认为马克思思想已经构成人类知识宝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今天即使从未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不继承马克思的遗产，也就不能真正继承莎士比亚、圣经以及诸如此类的遗产。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实践”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为了定义文字、书写物、延异、文本等，要坚持实践的价值，解构所做的工作就像马克思用“实践”的概念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一样，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以重估广义文本，确定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概念的新定义。⑤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猛烈揭露资本主义的脓疮。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中，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和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目前至少有十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失业、公民的政治生活边缘化、各国无情的经济战、自由贸易的准则矛盾百出、发展中国家外债日益加重、军火交易日益增加、核扩散已失去控制、种族战争不断蔓延、黑社会势力不断扩大、军事和经济强国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推行强权政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