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是一个至为奇怪的文本。在它问世将近四十年来，先是经历了被毁禁查封、作者被逮捕判刑的惊心动魄的厄运，随后则是被当作“与极左路线斗争的光辉范例”被平反昭雪广为宣传，随后是在主流报纸连载、正式出版并被搬上银幕，再随后就是归于平淡，销声匿迹，在所有的文学史叙述中都被敷衍地一带而过，语焉不详甚至干脆不被提起。在当代文学史上，像这样命运跌宕的一部小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说它是一个奇怪的文本，一方面，它是一个革命时期产生的“通俗言情小说”，却被放大成为了“反革命的政治文本”，随后又被放大为“反对极左路线的革命文本”。另一方面，一个从未有过特殊经验的普通知青作者，却写出了一部非常“玄乎”的小说，既涉及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又涉及至为神秘的中外核子科学家的生活，还写出了他们之间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同时，意外地，它还构成了一个特殊年代里中国人与西方文化、与强大且又妖魔化的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力量之间的某种“潜对话”，在传达了对“帝国主义”的蔑视的同时，也隐含了对“西方”和“美国”这一至为神秘的地域符号的曲折向往。这使其中“民族主义”的和“西向开放”的复杂情愫得以混合式地存在，潜伏于上述故事之中，为我们多年以后的解读留下了幽曲丰富的空间可能。
假如要追问上述因由，首先一点，便是它作为“传奇文本”的基本特征。这是小说史上最为普通和常见的一种套路—因为是“传奇”，所以许多叙述元素都是既定的：英雄、书生、美女、小人，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须有意外和重逢，风暴或强人，最后须是由道德或正义之化身作为主导力量，使光明重现正义伸张，或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这些套路，无论是曹雪芹与鲁迅，还是巴赫金与普罗普，都做过十分专业和精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要说的是，即便在“革命”的时代，在横扫一切传统“四旧”“牛鬼蛇神”的时代，革命叙事中也潜藏了上述叙事的“集体无意识”，而且某种意义上还是这些东西支持了革命叙事本身的并不丰厚的“文学性”。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谈及《林海雪原》《红旗谱》等小说时都已经讨论过了。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文学，是“封建主义”的、“革命”的或者是“反对专制”和某种“启蒙主义”的，它们在叙述的方法方面，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所有的传奇故事在叙述元素与人物构造方面，其资源和方法几乎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