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71年，我在乡下老家的小学里读三年级。有一天学校旁边的场院上来了三个怪人，他们打铁又兼说书。在乡间的手艺人中我还从未见过如此身兼两任的人物。白天，他们叮叮当当火星四溅，晚间则点起一盏明晃晃的汽油灯，一通乱鼓和钢板的敲打之后，在飞虫乱舞的光线里，他们唾沫飞溅地开始说书。
他们说的，便是《红岩》。但想来那是最蹩脚和混乱的说书了，三人中一个负责看场子倒水，一个敲鼓，另一个是师傅模样的人，粗糙的大手里敲着两片月牙似的钢板，拖着怪模怪样的长腔，说的是江姐见叛徒甫志高与双枪老太婆。其中插入了很多并不着调的小段，说到了“女特务”的长相，江姐的旗袍，甫志高的油分头和小眼睛，最后说到膀大腰圆手持双枪弹无虚发的老太婆。其间好像还穿插了对美帝和苏修的挖苦讽刺，现在想来真是有些“后现代”或“解构主义”的意味了。
那是匮乏年代的景象，乡村的场院里人挤得水泄不通，不知道那口水里出来的粗俗比喻和夸诞叙述有什么魔力。
但这确是我童年难以抹去的一个记忆。几年后，我得到了一本只有半张封皮的《红岩》，对于这本书，十二三岁的我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至少远没有得到《烈火金钢》时的那种兴奋。我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将它读完，究其原因，大概是没有足够的耐心看那些沉闷的人物背景交代，还有它奇怪的“陌生感”—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弥足珍贵的一点，陌生是文学性的必备条件。但那时的我似乎更热衷《烈火金钢》一类作品，因为它更具有浅近的故事性和传奇性。不过我对这本有些残破的书中的插图—大约十几幅木刻画，倒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些奇怪的插画让我对它产生了敬畏感，感到了它与别的书迥然不同的冷峻和硬度，以及苍劲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