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选教学过程之中我们会常遇到难解字词，有些是常用字词，有些是生僻字词。常用字词在历史文选中出现频率高，加上字词本身古今词义的演变，由此增加了学生学习与阅读古文献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掌握常用字词，以排除学习历史文选的困难。这对于古文献的阅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首章所强调的，“读书必先识字”，如果不认识古代汉字，古籍“根本不能读下去”[1]。
关于文字学、训诂学的重要性，前贤多有强调，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了突出成绩，清代学者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清人在经史考据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成就的取得便是出于对文字、音韵、训诂的高度重视和运用。如清人钱大昕就曾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2]考史大家王鸣盛也曾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3]皖派创始人、考据学大家戴震更是强调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他在给友人《古经解钩沉》一书作序时总结道：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窜等。[5]
戴震这段话非常有名。他认为阅读古圣先贤的经典，只有通过文字、训诂才可以言义理、明大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其代表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便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求圣人之道的经典之作。戴震的这种观点和做法在清代非常具有代表性，清人重视文字、考据，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乾嘉考据学”。在考据学者们看来，字词是文本的基本要素，也是思想的重要载体，只有通过对文章字词的客观探究，才可以发觉经典中所蕴涵的义理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