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为高等院校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建设带来了共性的特色，也为课程建设的四个环节提出了不同的任务。
选编文献是文选课程建设的第一环节，选好典型性文献，揭示中国历史文献的主要类别，触类旁通，认识中国历史文献的基本规律，指引阅读的范围，这是培养阅读能力的第一步。周予同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选》（第三版）共计选编57种文献，通过每一种文献的“解题”部分，举一反三，累计介绍了280多种文献（其他历史文选教材也有类似的现象）。通过选编一系列各具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开拓阅读历史文献的视野，阅读的途径自然显现。有些学者称之为“知书”，视为历史文选教学的一个“主题”。这一环节如何操作？不可忽视所选文献的典型性。关于典型性文献，应该考察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选择优秀的的文献典籍。哪些属于优秀文献，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即重视历史“名著”。所谓名著，实际上是中国长期历史传承中经过历代学人批评、检验的文献，这类文献已经接受了历史的选择。古往今来，用目录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各种治学的途径，介绍中国历史名著的著作不乏其人，亦不乏其论。当代关于历史名著的介绍不下数百种。检讨这些介绍历史名著的文献，不难看出历代学人，包括当代学者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惊人的共识。例如，《史记》《汉书》等几乎都视为名著，成为史学中的经学。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历史名著本来就是历代学人的选择，历史上阅读的人多，具有广泛的阅读群，有广泛深刻的讨论，传递的历史信息量大，因而具有代表性。
第二，选择具有历史学特性的历史文献，这是历史学科的要求，便于利用所选的文献学习和研究历史。中国史学文献的积累尤为丰富，客观上为历史学科建设提供了优厚的学术资源，也为汲取历史精华、推动当代史学研究提供借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历观新中国成立60年编撰的文选教材，基本上体现了这一鲜明特点，而且在选编史学体裁的这类上比较齐全。如果用古典目录学的眼光来看，史部目录的二级分类的各个种类的文献都有所选择。用《四库全书总目》来衡量，史部下面的15个分类的文献，几乎都有所选择。在“六经皆史”、“二重证据法”、“以诗证史”等史学理论的支配下，经史子集下设的45个分类的文献几乎都有所选择。张大可、邓瑞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进而选编了《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经典文献，体现了继承古典目录学的学术理念。张衍田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文选》直接利用了古典目录学中“经史子集”的分类，作为全书的框架结构。其他教材，也在选编历史作品中体现了这一思路。例如周国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中选编了《汉书·刘歆传》；高振铎先生主编、张家璠先生副主编《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选编了《汉书·艺文志序》等，不难看出，其旨归是深化提高学生认识史学种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