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通论”另编成册
从目前教材的体例格式看，虽以“文选”为主，但其实，“通论”部分，包括文选前面的“典籍概述”，内容其实相当庞大，虽然有省去了翻检之劳，但一定程度上也“淹没”了本教材的主题，即“文章选讲”。与其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这些内容另编成册，作为教学参考用书，还可以考虑适当加大“通论”的内容。这样，既能突出选文的“核心”地位，又能使古汉语常识更具系统性、应用性。
（二）及时更新教材内容
首先，将少数民族文献的比例加大。《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七个部分“民族文化保护”一节中，提到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整理、研究和编纂传统文化典籍的作用，“加强民族古籍和文物抢救工作，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做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古典民族史诗的整理出版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出要“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应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因此，笔者认为，应加强这方面的内容选编。
其次，吸收新的考古方面成就，如碑铭、墓志、行状等。近年来，考古发现成就斐然，有些考古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适当加入这方面的文献。如由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晋祠之铭并序》，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不仅“字体飘逸洒脱，遒劲雄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通行书大碑”，而且是一篇“研究李世民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像这样价值珍贵的碑铭，俯拾皆是，应适当选择进入教材。又如《侯马盟书》《鄂君启节》等，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还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