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和图像制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画什么和怎么画成为画家们面临的严峻问题。写实绘画在摄影的进逼下走向抽象、写意、超现实；进而越出绘画的边界，走向装置、行为、影像；或者沦为摄影的附庸，走向图像的抄写。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从前那些为画家所守望的独门绝技，完全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我几乎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非得由画家来画不可！既然如此，画什么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怎么画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呢？是否意味着画家要从对题材的开掘转向对语言的发明？事实上，跟技术的巨大进步相比，绘画技巧和语言的更新，即使还有可能的话，也是微不足道。高速发展的技术同时终止了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如此一来，本来异常严峻的问题，现在就变得不是问题了，画家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去画任何东西，也许这就是丹托所看到的艺术进入后历史阶段后所呈现的景观。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可能会让画家们变得愤怒绝望，也可能会变得轻松平静。无论如何，今天的画家需要为自己的绘画寻找理由。丹托在将绘画推向死亡的同时，并没忘记开出拯救的药方。丹托的药方是让画家用绘画去“说事”（about），将绘画变成图解观念的工具。为了显示绘画在“说事”方面的优势，画家常常将画面的冲击力发挥到极点。丹托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种前卫艺术。我也尝试给垂死的绘画开出药方。我的药方与丹托的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让绘画去“说事”并不能拯救绘画，只能加速绘画的死亡，因为就“说事”的能力来说，绘画远逊于语言。拯救绘画的方式不是让它去“说事”，而是让它“成事”，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事件跟画什么无关，跟怎么画无关，跟绘画过程有关，跟绘画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感受和体验有关。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画家就应该变得轻松起来。因为不管复制技术如何发达，都无法复制画家的作画过程，都无法复制画家在作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感受和体验。绘画过程是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唯一事件。在这种意义上，绘画首先是画家自己的事情，然后才有可能是他人的事情，因为只有画家本人才能真实地感受到绘画过程，绘画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只配画家本人享用，即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至于画家本人的这段经历和感受是否引起他人的共鸣，则是另一个派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