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和与他的学生们要一起做个展览。师生联展的形式并不新鲜，但是关于这种展览形式以及展览最终呈现出来的样态的深入思考并不多见。在与刘庆和和他的学生们有了深入交谈之后，我们不仅让展览的形式变得有了些新意，而且让我在一个与艺术创作紧密相关的基础问题即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也获得了一点新的思考。
也许有人会觉得传承的问题过于老套，因为今天的艺术只关注创新。但是，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传承问题仍然值得考虑。一方面是来自历史的借鉴，另一方面是来自当前的对照。
从历史上来看，将创新当作艺术的根本特征，只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18世纪以后，这个艺术观才在欧洲占据主流地位。尽管我们在公元前5世纪后的希腊艺术以及后来的文艺复兴艺术中，也可以看到对创新的追求，但是在这些时候创新并没有成为衡量艺术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将目光再放远一点，对于长达几千年的古代埃及艺术来说，创新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古埃及艺术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创作出跟以往大师一样的作品，也就是忠实地传承他们的艺术传统。在欧洲之外的其他艺术传统中，传承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持久。比如，在中国水墨画中，直至今天，传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现实中来看，最能体现创新的不是艺术，而是科技。今天的发明奖多半授予科技工作者，这是不足为怪的。卡尔·波普尔将科学发展的历史总结为猜想与反驳的历史。反驳就是创新，就是断裂，就是突变。对于科学家来说，历史只意味着错误。今天不会有物理学家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会有化学家去研究古老的炼金术。它们都业已被证伪，只能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早在确立现代艺术概念的18世纪，人们就意识到艺术与科学的不同：科学依赖于积累和演算，有不断进步的历史；艺术依赖于天才和趣味，没有明显的进步史。过去的艺术家可以达到今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但过去的科学家早就被今人踩在脚下。过去的艺术作品今天仍然令人敬仰，过去的科学成果今天已不再让人膜拜。如果今天的艺术仍然要跟科学保持距离，那么我们在探寻艺术的根本特征的时候，就应该关注创新之外的其他地方，比如传承，比如练习，比如追忆。事实上，诸如练习和追忆之类的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的人文科学关注的焦点。如果一味将创新当作艺术的本质，那么艺术家就有可能通过实验很快穷尽艺术的所有可能性，从而让以创新为线索的艺术史的宏大叙事不再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用丹托的术语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艺术，已经进入了艺术的后历史阶段。事实上，贡布里希曾经仿照他的好友波普尔，用讲述科学史的方式来讲述艺术史。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变成了贡布里希的图式与修正。但是，贡布里希的艺术史远非波普尔的科学史那样清晰。更要命的是，贡布里希的模式，根本就无法解释印象派以后的艺术实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贡布里希那里，艺术史的终结比丹托和贝尔廷都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