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除夕，北京开禁放鞭炮。里屋电视播春晚，外屋儿子在学步，屋外是各式各样的鞭炮声，好不热闹。但我却处于空前的无措之中。面前是开着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学生译好的译文。
我在校译译文。
曾经有传教士给我讲过一番道理，劝我入教。这番道理，被我写进了剧本《理由》之中。“对于上帝是否存在我们无法证明，我不能证明它存在，你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我们只能赌它是否存在。现在我赌上帝存在，相信上帝存在，如果上帝果真存在，那么我就赢了，我会得到上帝的奖励。如果上帝并不存在，我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没有上帝来惩罚我。现在你赌上帝不存在，相信上帝不存在，如果上帝果真不存在，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因为没有上帝来奖励你，但如果上帝果真存在，你可麻烦了，因为有上帝来惩罚你。”根据这番道理，赌上帝存在是一个绝对不输的赌注。然而，我却下了绝对不赢的赌注。我的理由是，没有地狱的天堂就不成其为天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番道理可以适用于任何宗教，因此我把“上帝”换成了“×”。
校译译文是另一个绝对不赢的赌注。译好了是译者的功劳，译坏了是校者的责任。这样的赌注我下了不止一次。我的理由是，如果学生用心的话，我改过的地方他就不会犯错误了，今后就不用别人校译了。这样的学生的确有，但很少。
校译如同搬坟。
压在我心头的坟还有好几座，我得尽快搬完，否则就别想轻轻松松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坟永远也不可能搬完。没了译文，还有论文。（湖南方言“文”读作“坟”。）的确，在北大当老师，工作极轻松，一周所有的事情可以在一天干完，其他时间全由自己支配，还有长达两三个月的假期。但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北大老师来说，是没有假期的。不仅没有寒暑假，而且没有周末，甚至没有下班。高强度的身体劳动，会造成身体的残疾；高强度的精神劳动，是否会造成精神的残疾？我不是学医的，对此不敢断言；但根据简单的类比，答案似乎不幸是肯定的。生而为蚕，就得吐丝，莫非为人之师，就得致残？